这一修改一度被认为是违法归责原则退出国家赔偿的里程碑。

行政权与其他公权力的边界意识，既是对其他权力的尊重，也是合作的前提。[4]以及越权目的在于图取私利和越权无效上，很少关注行政权的边界问题与边界意识。

最后，授权决定中应有严格的程序控制。但实际上在联邦宪法批准之际，曾因没有把《独立宣言》中所肯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在内而倍受指责。公共行政观念在2007年《物权法》颁布之后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14]的倡行而达至最显著位置，使人眼前一亮。第三，行政权的相对性。笛卡儿就认为，心理现象是自我显现的，也就是说，当主体处在某种心理状态时，他必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8]《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些年应对行政权的多样化现象尤其是行政权为民提供福利的要求，行政法中出现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等新的行政模式或行为方式，如果按照传统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权就不得作为的基本观点行政权就会僵死在消极或规制的前世之界中，所以，对于涉及积极行政的内容行政权应该有所作为，实现行政的创造性，但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30]，而且法治下的保守还应是始终的坚持，奉行职权法定下的边界意识是首当其冲的关键和行为前提，其余是坚持下的逐步展开，尤其是在刚刚踏入法治轨道之初的中国。主权者行使根本性的权力时，应当以宪法典为外在载体，国家立法机关行使宪法权力时，应当以普通法律为外在载体。

中英和中葡谈判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依特别行政区宪法论，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典，现行宪法是内地的宪法典，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的宪法典。这为全国人大设立特别行政区，确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提供了宪法依据，全国人大依据上述规定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未违反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称全国人大）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决定及其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共和制这一根本规范的要求，未抵触宪法。制宪权是人民主权的内容之一，作为制宪权产物，组成宪法典的多少份法律文件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无须以实定法为依据[16]。

[23]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5期。二是以联邦制分析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属性。这些规定表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是授权而非分权关系。参见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第三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基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全国人大不可能以修改其内容的方式解决合宪性的疑问，只能通过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的决定。三种理论均存在表现不一的误解和困境，并完全忽视了1982年后我国宪法根本规范的变迁。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内容上与现行宪法的抵触，只是表象，其实质是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决定与现行宪法的规定不一致。1982年的宪法修改引入第31条，试图化解可预期的紧急状态。

不过，港澳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多年，若强行在回归后以东风替代西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恐难实现良好管治。  注释: [1]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专责小组编制的《基本法（草案）咨询报告（2）：基本法与中国宪法及中英联合声明的关系》记录了这种观点。

另参见陈克：论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关系，《法学家》1989年第4期。（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

如所周知，中国声明，香港将保持原有制度不变，全国人大将以法律规定中国对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制。在这种政体下，国家为公器而非私产，通过正义的程序解决并平衡利益冲突。与其他地方制度相比，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规定十分欠缺，全国人大应当修改宪法，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和内容，从根本上化解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抵触宪法的疑虑。陈玉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现代共和制以基本人权为最高原则和根本目标，置重于保障个人自由，形成政党多元竞争的民主制，而古典共和制则强调参与的积极自由。

刘茂林：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法学家》2007年第3期。  五、决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空间 上述理论的共同缺陷是，三者均忽视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疑问的实质，将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行为与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行为相等同。

基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共和制必然以工人阶级政党独掌国家权力，实行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个人自由则居于次位，并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非分权制衡制。按照现行宪法的立法原意，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设立并决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因此必然是特别授权的事项。

[33]一国两制的原意是特别行政区制度长期不变。法律草案违宪之争在我国并不多见，最近的一次是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2]。

认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现行宪法相抵触的观点，显然忽视了1982年后中国现行宪法中共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是以一般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等地方制度遵从的社会主义共和制否定特别行政区制度遵从的资本主义共和制，亦是以一种地方制度否定另一种地方制度。依据现行宪法对民族自治区制度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未被指责抵触宪法，民族自治区建立了与一般行政区不同的制度。[35]参见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第三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第1－2页。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实际是全国人大依据第62条第十三项做出的行为。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普通法律的形式承载了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主权决定，因而面临合宪性的挑战。在内容上，全国人大依据第31条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决定的法律表达[29]，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未创立任何新的制度，无所谓违反宪法的问题。

[43]关于宪法权力的论述，详见参见秦前红、程关松：论宪法权力，《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依这种观点，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将无法建立[10]。

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二至四部分分别探讨前述三种合宪性推定理论，第五和六部分从规范和实践二个层面考察现行宪法根本规范的变迁及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宪法空间，寻求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推定的规范可能性，第七部分总结本文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均是实现现代共和制，我们完全可以将现代共和制称为资本主义共和制。

因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问题应转化为全国人大依据第62条第十三项作出的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定的决定是否抵触宪法。将第31条修改为：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均未提及港澳一种观点认为，依普通法的文义解释方法，总纲第31条受第5条的限制，不但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任何法律规定不得抵触宪法，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作出的任何法律决定亦不得与宪法相抵触[9]。

任何与之相抵触的法律均属无效。（3）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第31条中的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的逻辑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因此，第31条入宪表明现行宪法实际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等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典共和制是各阶级共同参与、以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为阶级表征的混合均衡政体。

按照现行宪法的立法原意，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设立并决定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因此必然是特别授权的事项。书成：《论共和国——重申一个古老而伟大的传统》，载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陪书店2003年版，第190-224页。